但我从没认同过”，陈奕迅“每个人都叫我歌王

陈姓年代久远，下面我们来看看关于末代歌王陈奕迅的专访。在我们国家，陈姓是大姓，有七千多万的人口数量位居全国第五位。在百家姓中排名也非常靠前，并且在海外的五千多万的华人当中，又有“陈林半天下”之称。

陈奕迅最近有些烦。去年讲述人和人相处关系的粤语专辑《The Key》，虽然制作水准一如既往，在台湾的销量却不太理想。在马世芳的节目《音乐五四三》中，他自曝这张专辑仅仅卖了900多张，“我的妈呀！原来那么惨烈！”让他打击更大的是，节目中他要短暂休息的“例行complain”，成为了台湾媒体耸动的新闻素材。隔天，关于他“因专辑销量受挫，欲告别歌坛”的新闻就被推上了头条。

这之后的几天，死忠歌迷忙着发帖，呼吁为这张专辑冲销量。陈奕迅则忙于辩解，“误会啦，广东话专辑，而且是没发行多久，又是在台湾，900张还好吧。”这本是一次自嘲 ——但这门技术，陈奕迅总掌握不到诀窍。他习惯了口无遮拦，渐渐也习惯了媒体的误读。他也知道不好，但要他改，好像很难。

与尴尬的专辑销量相比，陈奕迅频繁的巡演则像是对这个唱片落寞时代的讽刺。仅“Eason's Life”巡回演唱会就超过40场，明年的巡演也已经排到了年底。从今年四月起，他每周五六日都辗转在不同的城市；其间，他还参演了杜琪峰的新作《华丽的上班族》，并发行了新专辑《Rice ＆ Shine》，几乎没有时间回家。因为身体吃不消，他把五月的南宁演唱会挪到了八月，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。

陈奕迅觉得前所未有的疲倦，香港的家成了他最渴望的地方。他对“歌神”和“歌王”的称号感到麻木，也不想听到前辈们语重心长地说“香港乐坛靠你了”。除了上扬嘴角说一声“谢谢”，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表达的，“每个人都这么说我，但我从来没有认同过。我感谢大家的赞美，但如果是为我好，可不可以不要光说一个头衔？”

他希望有人理解，长期的消耗最终将导致什么。“我觉得我已经快用尽我过去40年所有的武功了，我还有精力，但我没有新的技能，我需要一些新的启发”，陈奕迅说。

去年冬天，他到英国玩了一个月，笑称“避难”。气候的寒冷让他获得了短暂的清醒，但还不够，接踵而来的高强度工作让他再次感到窒息。唯一值得指望的是，他与环球的合约快要到期，巡演也将在明年年底结束。他打算二零一六年休息半年，过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，“比如说在非洲躺一个月，看看狮子、看看豹子，只要是大自然就会觉得好舒服。想去一些大家不认识我的地方，不要忙着打招呼，也不希望人们因为认识我对我优待。我想体会平凡一些的生活，自己买面包、坐公交车、骑脚踏车，”他开始想象，“像以前那样生活。”

以前的陈奕迅，准确地说，20年前的陈奕迅不是这样的。一九九五年，在英国金斯顿大学留学的陈奕迅回港参加新秀歌唱比赛，梳中分油头，笑容无邪，和现在的状态相差甚远。凭借正统音乐学院的出身和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，他一举夺冠，杨千嬅是同届季军。当时的香港歌坛激战正酣，张学友、谭咏麟和张国荣们已功成名就，许志安和苏永康们则占据着一方地盘，留给陈奕迅的空间，其实不多。

次年，陈奕迅推出首张个人同名专辑《陈奕迅》。这张专辑让他与黄伟文、林夕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也就此奠定了“双面 Eason”的结构。《爱情，幼稚》是陈奕迅和林夕的首次合作，林夕只是随便写了写——他看不上这个初出茅庐的选秀新人，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夕“最不满意的词作”。但在日后接受采访时，林夕回忆，自己去录音棚听陈奕迅录《爱情，幼稚》，立刻发现他低估了后者。作为某种回报，他将《K歌之王》、《富士山下》、《兄妹》、《你的背包》、《与我常在》等包含着亲身体验和内心领悟的作品交给了陈奕迅，并借歌词向这名年轻人传道授业，尽管陈生有时候需要“过几年才能恍然大悟”。 陈奕迅说，《富士山下》中的那句“何不把悲哀感觉，假设是来自你虚构，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”，他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理解。

黄伟文则是陈奕迅的损友。他们出道的时间相差不远，都爱说话、爱买衫。他们的合作更像是同龄人间因交情的浅深而渐入佳境的隐喻。一个不羁、洒脱、外热内冷的陈奕迅在黄伟文的遣词造句下显山露水。而这个陈奕迅，是陈奕迅本人。有歌迷甚至评论道：“林夕引进门，皈依黄伟文。”虽然这种说法有点以偏概全，却能体现出黄伟文之于陈奕迅的位置。

首张专辑之后，陈奕迅陆续推出了《与我常在》和《我的快乐时代》等作品，逐渐受到大众认识及注视。二零零三年，他凭国语专辑《Special Thanks To……》夺得台湾金曲奖“最佳国语男演唱人”和“最佳专辑”，成了继张学友后首夺这一奖项的香港男歌手。二零零五年的《U87》更被《Times 时代周刊》选为当年“最值得购买的五大亚洲唱片”。

这期间，香港经历了SARS，梅艳芳、张国荣、黄沾先后去世，唱片行纷纷倒闭，歌坛越发沉寂。张学友对陈奕迅说，“你们真是生不逢时，我们那时候出专辑在香港都卖几十万张，新人最少也有五万张。但是现在呢？” 陈奕迅在离开英皇娱乐时，也曾经悲观地说过：“这不是一个属于巨星的时代”，引得无数唏嘘。

现在的陈奕迅不那么想了。他很感恩自己搭上了黄金时代的尾班车。他觉得自己有福气，“香港最厉害的时候，八十年代可能有十白金（一白金等于五万张）。到我这个年代，《Shall We Dance？ Shall We Talk！》和《Special Thanks To……》也能过十万。嗯，到后来可能是几万了，但我的（销量）是跌得很稳的那种，这是市场的问题，音乐品质没有变化，只有越来越好。”

上个月，陈奕迅刚刚过完四十岁生日。太太徐濠萦在Instagram上贴了一家三口在草地上享受悠闲时光的照片。照片中的陈奕迅有了爸爸的感觉——他成熟得很慢，女儿陈康堤出生后，他一度觉得“很超现实”，直到康堤九岁，他才找准了角色。

陈康堤是陈奕迅唯一感兴趣的年轻人。他希望用一种“隐蔽”的方式引导她成长。在陈生的房间有一只小喇叭，他常播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，吸引女儿的注意，“我不会说这个是好东西，她自己感兴趣的就会问。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交流。我觉得这样比较有空间一点。因为这个世界人越来越多，空间越来越少了。”

除了女儿之外，陈奕迅很少关注当下的热点。他的两个微博账号“陈奕迅所长”和“吹神”都用得比较少，偶尔用Instagram发发照片。几年前，陈奕迅热衷过一阵子微博，他会翻看粉丝给自己的留言，看久了还会生气，“你可以接触到人家对你的评语，但你不能保证每一个都是你想看到的。我就选择不看了。我自问不能做到看完好像没看一样，所以算了。我人太敏感，太执着。”陈奕迅说。

他开始正视自己的衰老，比如老花眼，“我不害怕，我觉得要来就来，这个是没办法预防的嘛。”他尽量避免使用数码产品，看剧本用A4纸，或者干脆看书，翻着纸页，几小时也就过去了。

因为张嘉佳的小说和叔叔的经历，他常常幻想自己身在南京，跟同龄人一起经历大时代的变化。人届中年，他的想法和态度都有了明显的改变。一个显着的表现是，他越来越不时髦，变成了一个“老派”的人：已经三年没有正经逛街买衣服，身上穿的T恤是朋友送的，鞋子和裤子都是品牌赞助。

他低头想了想——最开始是没有时间逛，后来也就习惯了。

几年前，陈奕迅还和“物质”打得火热。他最出格的举动是找各种借口买了一台 Dream Car——阿斯顿？马丁的敞篷跑车。为了这辆车，他给经纪人、公司老板和好友苏永康分别打过电话，又反复考虑了两天。交上定金的时候，他极为兴奋，车还没到就已经喜笑颜开。

但四十岁的陈奕迅否定了三十八岁的自己，他需要一点精神上的鼓励。今年，母校伦敦金斯顿大学给他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，在这之前，他只是这所学校的建筑系肄业生。原本他是打算拒绝的——“荣誉”两个字让他觉得有些丢人。但陈父阻止了他，说他欠自己一个学位。典礼上，陈奕迅发言：“我并不觉得我已经成功，我一直仍在学习之中，成功对我来说，是有一颗仁慈及充满爱的心，因为我觉得人能做到这个境界才永远无敌不败。”在这个过程里，他败过。现在，他准备闲云野鹤地赢回来。

前几天，陈奕迅去参加了一档节目的录制，再次被问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：“你究竟是要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，还是踏踏实实的找一份工作？”提问的是一个还有单身母亲要养的音乐人，虽然已经出过作品，但全场仅有一个人听过他唱歌。主持人说，至少有一个人听过你唱歌，那就继续坚持吧。陈奕迅当时附和了这种说法，但心里想的是“还是不要吧！”他觉得如果现实状况不允许，把音乐当成兴趣是最好的方式。

这是他做音乐的心态，但绝对不是结果。这些年，除了林夕、柳重言、黄伟文、刘志远、潘源良、刘卓辉、周耀辉、金培达这些业界熟知的大佬，陈奕迅还致力发掘年轻的、非主流的音乐人，小尘埃和岑宁儿就是他这两年颇为关注的。他说，自己之所以对香港乐坛叹气，是因为还爱着那个地方，“如果不评判就不会有叹息了，还是因为爱。”

香港乐坛让他叹息，幸运的是，内地和台湾乐坛还有可取之处。台湾的艺文气氛浓厚，适合香港的何韵诗、卢凯彤等音乐人的发展。内地也有一大批他喜欢的音乐人。他很欣赏朴树、老狼、万晓利，觉得万晓利的《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》简直是太好听了。他跟周迅的首次相识是在音乐的颁奖典礼上，当时周迅给了他一盘自己的专辑。那张专辑的制作人火星电台，成为了陈奕迅这张新专辑《Rice＆Shine》的制作人之一。

尽管外界大谈“唱片已死”的概念，陈奕迅远没有那么悲观，他还在筹划着能出一张黑胶唱片，“ 我对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，现在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拉扯，但毕竟还没有断。我相信先死而后生、物极必反。”